避讳给人带来麻烦,但也为研究历史提供帮助 – 开来之家

避讳给人带来麻烦,但也为研究历史提供帮助

古代的避讳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大略地说,它始于周秦,成于汉唐,盛于两宋,明清以后逐渐衰微。

比如关于孔子的避讳。宋代以前,孔于之名并不需回避,庸人诗文里直呼其名的例证随处可见。例如李白就曾说过:“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但从宋代开始,孔子被迫送“至圣文宣王”,与皇上共享“圣”字的荣耀,他的名字再也不可随意称呼。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下令避孔子讳,“改封曾参武城侯、颛孙师颍川侯、南宫适汶阳侯、司马耕睢阳候、琴张阳平侯、左丘明中都伯、谷梁赤睢陵伯、戴圣考城伯,以所封犯先圣讳也”。同时,改瑕丘、龚丘为瑕县、龚县。

金章宗时,禁止人们以丘为名;经史中的孔丘之丘,须读作“某”,单独的丘字则读作“区”。清雍正三年(1725年)规定,姓氏、地名中的“丘”皆加偏旁写作“邱”,“邱”在这里读作“期”。

在历史上,避讳终归给人们惹出种种麻烦,却丝毫不会给尊者、亲者、贤者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摆脱了迷信和愚昧,日益走向民主与科学的现代人越来越相信,直呼尊者、亲者、贤者的名字,不但毫无“大不敬”的意味,相反更容易表达自己真挚、热烈的情感。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1984年国庆游行的队列中高举“小平您好”的横幅,赢得国人一片欢呼,就是最好的证明!

凡事皆利弊共存。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种种遗存,固然为后入学习历史增添了许多麻烦,但它同时也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某些特别的帮助。

例如,研究名讳就是文献学家辨别典籍年代的重要手段。《颜氏家训》,题署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人们对此颇有疑义,根据就是书中多处避“忠”字。《序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勉学》:“不忘诚谏。”《省事》:“贾诚以求位。”《养生》:“行诚孝而见贼。”《归心》:“诚孝在心。”这些“诚”字,都应当作“忠”。因为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名忠,所以颜氏不得不避之。

另一方面,《颜氏家训》里多处提及《广雅》一书,而不像曹宪的《音释》一样,为避隋炀帝杨广之讳而改名《博雅》。据此,“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其当六世纪之末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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