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军阀混战下的“士民惨懔” – 开来之家

五代时期军阀混战下的“士民惨懔”

五代时期,人民所蒙受的灾难除战祸以外,由于没有中央有力政权的监管,官吏们的贪黩暴横更加倡狂靠贪赃枉法、刻剥小民乃至放高利贷来聚敛的官吏更为普遍。下面我们举出几个例子,看看当时的百姓是如何在官吏们的贪黩枉法下生活的。

后唐明宗时任过西京留守的安重霸,就贪婪得出格,连自己请客吃饭的酒食所费,都“私丐于部民”,故被秦人送雅号曰“捣蒜老”。士族出身的后晋京兆少尹郑受益,“阿法射利(放高利贷),冀为生生之资”。在任仅一年左右,贪污所得,“其直百万”。

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是一个更大的贪官。赵在礼先后历10镇节度,“所至贪暴,家赀为诸帅之最”。后晋皇上也看中赵在礼富豪,“利其富”,为皇子娶赵在礼之女。赵在礼嫁女,皇家迎娶,这对亲翁竞相炫耀财富,赵在礼以10万缗为嫁资,而“县官(天子)之费,数倍过之”。这些都发生在残破的长安。

其他各镇也是一样。像后唐、后晋时期的保大军(鄘坊)、彰义军(泾州)等镇节度使突厥人出身的张万进,“所临之地,士民惨懔”。就连他的亲信属吏,都憾其凌虐,冀其速死。及其病卒,“凡数月之间,郡民百万,无涕姨馈奠者”。

引《五代史》撰者感叹道:“为不善者,众必弃之,信矣夫”。由劫掠李继岌而暴富的毛璋,于邻州节度使任上“骄僭自大,动多不法”。

后汉时的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因眼红和猜忌其妻祖刘景岩的豪富和得民心,就“尽杀景岩之家,收其家财万计”。

后周显德中(954—959年)的延州兵马留后李彦颐,“颇以货殖为意”,他集官、商于一身,“窥图赎利,侵渔汉蕃部人”,搞得乌烟瘴气。

那时的官吏们,还盛行“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其劫财对象,当然是首先通过横征暴敛对民众“竭泽而渔”。他们同类中的失势者,也是劫掠对象。

像后梁、后唐时先后任永平军(长安)节度使、京兆尹的张筠,就是靠劫夺其同类而骤为巨富的。其前任节度使康怀英于长安任上曾聚敛至极厚的家底,死后张筠“即掠其家赀”。又在唐故宫掘地,“多得金玉”。泾阳镇将侯莫陈威,曾与温韬盗掘唐朝诸陵,因而家藏大量瑰宝,“筠乃杀威而籍其家,遂蓄积巨万”。后张筠从郭崇韬伐蜀,以其弟筏暂代西京留守事。后蜀主王衍因国亡掣族入朝,后唐庄宗派中使向延嗣于途中杀戮王衍全家,“所有奇货,尽归于延嗣”。不久,明宗登极,派人捕诛宦官,延嗣遁逃,“衍之行装复为(张)筏有”。魏王李继岌平蜀归来,途经兴平时,值明宗起兵,张遂趁火打劫,拆断咸阳浮桥,继岌循水东渡至渭南(今渭南市)自杀,“筏悉取其行橐”。张筏因两次劫取,骤为巨富,“积白金万镒,藏于窟室”。张筠后来居住洛阳,靠从长安劫取的不义之财,广造府第,花天酒地,“第宅宏敞,花竹深邃,声乐饮膳,恣其所欲,十年之内,人谓之地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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