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有一种硬度

　　80多岁的梅益先生有一次会见来访的俄国专家。
　　专家说他两次纵览中国，言语中不乏自傲。
　　噢，噢，梅老先生客气地应着，末了淡淡地说一句：我10次到过贵国。
　　他们一直谈语言比较，谈风俗礼仪，谈世事变迁。才出校门的中国小翻译一直操着引以自豪的流畅俄语。
　　梅老从“您好”到“再见”一直用中文。
　　梅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
　　有一次我乘飞机在贵阳中转时，与一位海外人士聊天。我微笑着问他是不是香港人，他头一昂大声道：“我是日本人！”我半晌无语，然后突然骂了他一句家乡土语，再笑着拍拍他的肩，用汉语一字一顿地说：“只要不来中国捣蛋，欢迎。”
　　我一直感叹一件事，50年前苏联军队拒受一支德军的投降，因为他们杀害了苏联的好儿女卓娅和舒拉。我曾想日本战败时我们也是有理由不接受日本第六师团投降的：人类没有任何一次惨案比南京大屠杀更残暴血腥了。那是一支野兽之师。从道义上讲，败而伏爪的野兽也许会驯化；从情感上讲，他们的牙缝里塞满了30万无辜中国百姓的血骨碎肉。令人尤为悲愤的是，至今没有哪一届日本政府做过正式忏悔和道歉。
　　在日本投降50周年前夕，上海电视台举办了一次声震九霄的百架钢琴演奏，咆哮的《黄河》让人心激颤。然而一个微小的细节将我的情绪打乱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首席钢琴是日本雅玛哈牌子——不是星海牌——日本钢琴的音色的确很亮。
　　但，有些声音无关耳朵。正如有些情感难以言说。
　　1984年我赴四川一座小煤矿搞地质科研，与地测科一位50多岁的技术员相识。他发稀话少，井下素描图却作得精细漂亮。
　　我去他家做客，看到墙上一幅笔力遒劲的松竹梅，才得悉他曾是美院的高材生。他一生中最大的跟头摔在1957年。
　　反右时，系书记让大家对一个敢说真话的班干部进行“活靶子”式的教育。众人顿时口诛笔伐。待问到他时，他半晌无语，他的同窗女友更是紧张得不敢看他。
　　最后他像作写实画一样吐了心言。
　　两个月后，他和那位“活靶女友没去送他。
　　20多年后，他被平反，并被分到矿上。昔日的丹青手成了地质素描师。没有人太注意他的河流在哪里和哪里转过大弯。
　　我问他：“若再选择一次，还会说真话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过当时没说真话的许多同学在‘文革’中还是被说更多假话的人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