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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相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记忆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韩愈曾吟: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在衰暮之年越来越向我逼近的日子,我也…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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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相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记忆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韩愈曾吟:“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在衰暮之年越来越向我逼近的日子,我也越来越思念昔日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向我一掷真心向我慷慨地施以援手的朋友。
我的朋友不可谓不多。儿子结婚那阵,在金泉大酒店摆下了28桌,这里就有很多当年今朝的相知相识,那些知己好友,已经不是夫妻双双“粉墨登场”,而是全家“倾巢而出”。在交界坝桥堍居住的年代,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当然不如刘禹锡所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这些和我差不多的平头百姓,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当年龄增长时,朋友的往来便逐渐稀疏起来,那是因为大家都有了个家。退休后,朋友间的往来更少了,一般还要先通个电话,自报家门。其实那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妻子病后,我们天天早睡,下午午睡,上午忙于厨房,剩下就这么点时间了,多通通电话发发短信问候问候,也是一种情感的沟通和延续。
我觉得那时候大家都穷,但朋友之间那份友情,比现在的亲情还显得真诚。我从百间楼家交上的朋友,“友龄”最长,至今却仍有历久弥新之感。荣荣是我高中的同学,后来便“复合”成学友加朋友,算起来也有50年了,以时间论相当于一场“银婚”。高中毕业那年,两个人在百间楼我家的窗台上,一边复习迎考,一边吃方饼“望清水港”(意为欣赏百间楼河道及两岸的景色,是一种调侃)。要知道那一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放在石灰甏里的食物都是金贵的藏品,一般情况下母亲是绝对舍不得拿出来的。后来落榜了,上山下乡办公室来做动员工作,荣荣的父亲也“积极”动员儿子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我常常讥讽他有这么一个“好”父亲,给儿子下套。在各方的夹击之下,荣荣顶不住终于写了申请书。我没有荣荣面临的压力大,处在无奈和诱惑的境况中,最终也放弃了坚持,写下了申请书,时间是1964年11月18日。那一年,我19岁。不久,镇上召开大会,我俩都没有去参加,两人都“蜗”在我的床铺上,竖起耳朵听着喇叭里大会的实况转播。荣荣的名字报到了,其他一些同学的名字也报到了,而我没有。看得出来荣荣有些沮丧,我的心情更复杂些,既有些庆幸又有些失落。两个人的友谊并没有因为他是下放青年我是社会青年而拉开距离,我们密集交往,常常有说不完的知心话,直至今日依然如此。不久前荣荣来我家,第一句话就是好久不见了,只想和你说说话,最讲得拢。朋友之间,我和荣荣看问题,谈想法,常常出奇的一致。这使我想起蒲松龄的那句话:“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我们常常能在不倦的谈话中顿悟人生、寻觅解脱。他人也善良,与人相处,宁吃三分亏。我受了人家的欺凌,心里感到委屈,向他诉说,他便晓之以理,慢慢消融掉我心中的积郁。对于父母,他堪称“孝子”,即使当初他父亲逼着他下放,连我们这些朋友都为之不平,他也从无半句怨言。
天麟和荣荣应该都是从善良的模子中造出来的型。他曾经患过重病,被切除了两个肺叶,和死神几乎擦肩而过。一个病恹恹的人,由善良的母亲和尽职的哥哥姐姐们精心呵护着,完全是一朵温室里的花。我和他不是同学(他姐倒是和我同级不同班的学友),更不是邻居,我们的相识是在社会青年学习班上。我和他从相识到相知,多半始于同情。他被我没有少骂过,但他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弟弟都对我和我全家特好。后来厂里分了房子,我们是楼上楼下,就更加亲如一家了。有两件事我和妻子一辈子都忘不了,妻子直到现在还常常唠叨起。1988年妻子患乳腺癌手术后不久就发生了骨转移。在湖治疗的日子,不仅是天麟和他的夫人丽英像亲人一样关心她照顾她,在湖州南浔之间走马灯似的穿梭,就连他在湖的姐姐弟弟也把我们当成了他们自家的人,有求必应。后来妻子病重了去上海治疗,丽英便自告奋勇担当了陪护的角色,她的理由自己是上海人,便于照顾病人。在上海的日子里,她除了尽心在吃的方面提供帮助,有时还整天陪着妻子说话。当医生也对妻子“敬而远之”的时候,丽英仍然像没事一样,和妻子保持着近距离的接触,根本不把妻子当成病人,常常一起吃东西,帮妻子敲敲肩胛揉揉痛处,给了妻子莫大的安慰。丽英的姐妹也常来看望,连她的外甥也来了,从亲情的角度讲,那实在已经是太远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两家之间的亲密指数。1994年我母亲驾返瑶池,我和妻子处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在“五七”之前这漫长的日子里,唯有天麟和丽英天天来陪伴我们,和我们打打牌说说话,化解我们心中的伤悲。丽英那时还迷着麻将,她宁愿放弃自己的最爱来陪伴我们,这一点,连自己的弟妹也远远比不上他们。难于想象,这些难熬的日子如果没有他们,我和妻子将如何度过?
锡林也是我真诚的朋友。虽然和这位朋友相交的时间晚于荣荣和天麟,但他却为我这一生画上了重彩的一笔。我家境一直十分困难,加上自身在个人婚姻大事上又极度腼腆和木讷,年过三十依然形单影只。那时有的高中同学儿女都快十岁了,见了面这“大事”便成了绕不过去的话题。锡林暗暗地为我着急。大约是1973年的某一天,他邀我上他家和我挑明了此事,还找上我现在的妻子,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欲做一回月老(此前他还费了不少心思,遗憾的是几乎都没有收获)。对我来说,他是知己;对当时的“她”来说,他是车木社也是现在电机厂的一位领导。凭心而论,他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比较简单并不细腻,我俩各自又有一个小九九,比如她嫌我家庭经济条件太差,我则觉得她和我文化上的差距太大。看看事情可能告吹,锡林有点按捺不住,跟我急,也跟她急,拼命在两头说对方的好,到后来他竟说了一句既可笑又武断的话:“这事我硬吃一记了,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想不到这番缀合的结果是如此圆满,婚后家庭也算是蒸蒸日上。有大婚之日的天气为证:我俩的婚期是1977年1月24日,不怕难为情,我的新婚“礼服”是一条74年底买的已洗过一次的涤卡中山装(就是这一条衣服也是天麟的表姐陪同我一起在上海买的,专用券也是她提供的),那时正是数九寒冬,中山装是无法包棉袄的。谁料天公作美,上一天下雪,下一天又是天寒地冻,唯独喜日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天气出奇的暖和。至今我俩还常常念叨锡林的那番诚意,念叨天公作美,给了我们一个少有的好兆头。刚成家那几年,两个人火气还大,有时还会拌嘴,拌嘴时妻子还会说都是锡林这个乱说媒人不好,过后就会哑然失笑。以后逢年过节两家往来不断。退休那年的春节,我和妻子从桐乡赶回,特地上门,送上了五粮液、青春宝等,我说今天是总结一下你们两位媒大人的丰功伟绩了,我们连孙儿也有了,家庭很幸福,应该谢谢你这位成人之美的“始作俑者”。大家都哈哈大笑。锡林的真诚远不至于此。那是1974年末,我母亲患了急性黄疸肝炎,在卫生院住了一段时间眼睛发起绿来,医生们警觉起来,建议我们去上海大医院检查确诊。母亲这么一个人,连旅馆也不肯接纳,多亏厂里跑供销的朋友胡周易帮租了江阳路一户人家的一间暗间,整天亮着电灯,别人无法识别。那次锡林陪伴着我们。记得那天第一次去上海肿瘤医院门诊检查,经过人民广场时(那时上海没有三轮车,“癞蛋车”很难租到),我和锡林扶着母亲,母亲走不动了,锡林立马说“阿姆我来驮您”。那时的母亲,旁人见了都避之不及,锡林的言行犹如亲生子女。这发生在1975年1月14日的那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阿德哥比我大了10多岁,算是进厂后“新生”的“忘年交”。他乐于助人,从不张扬。可惜他早已远离我们而去。“文化大革命“的头头瘾使他后来吃足了苦头,从“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到隔离审查和“双开”,他最终在“失意”和“郁郁寡欢”中西去。但他给过我很多真诚的帮助,我最清楚的那一次是家父“百年”后。我处在痛失父亲的悲痛之中,心里早已乱了方寸。是阿德哥带着一批朋友帮我料理父亲的后事。那一天他在第一时间赶到我家,就着手调兵遣将,咋呼场面。他对我说,筹办素事,让我先预支点“经费”。我说一点也没有。阿德哥感到很惊奇:怎么13号发的工资,15号就没有了?妻子说,都还掉了。我家那时确实很困难,发出的工资先还上个月的“债”,然后隔几天再跟邻居借,保持“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诚信记录。阿德哥没有再说话,一件素事就这样全由他包下了。一应繁琐之事,我和妻子都没有费心。
现在想起来,朋友中的“中坚”,几乎都是当年的同窗和厂里的铁哥,在机关和学校相对说来就难觅知音了。当年同窗的老二既是好友又是文友。其它的好事便不说了,单说这一阵在家“陪伴”妻子,常偷闲写点小文章,也常在市报、区报上亮亮相。只是在家不通信息,往往发表了待到别人告知我才知道,而这个通报信息的人就是老二。他不但一看到就打电话告诉我,还立即把报纸投进我在适园新村的信箱,有一次在旅游公司找不到报纸,他还特地到对面的建筑公司去讨,还尽量多要几份。每次还在报纸上写上几句评语,写上一段问候语。他的热心和真诚由此可见一斑。阿娥是我唯一的异性挚友。自从20多年前因妻子患病“相交”以来,她的心不可谓不诚,她的付出不可谓不多,她担待了妻子的病情,更多的是担待了妻子的生命而不求任何回报。她的真诚、善良、热心非我一人所言,而是当年同窗、社会各界的共识,这并非过誉,而是绝对事实毫不夸大的真言。
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永远记着朋友曾经伸出的援手,生动而感人;有些事,从时间跨度上说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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