酗酒加害人个案比例

单亲且年老的母亲在长期照顾酗酒的儿子家铭（化名）上感知困顿，并深受他的暴力威胁，虽然家铭已由紧急医疗团队送回松德住院治疗，但母亲见到医疗团队到家里来看她，一边眼眶泛红，一边说话还是抖得厉害，嫌自己讲话没条理的同时，拉着医师的手、像怕自己瘦弱的身体要站不稳了，「陈医师，谢谢妳来看我，可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铭明明已经不在家里，但我还是整夜的睡不好，常做恶梦吓醒，老是梦见家铭又突然很凶的出现在我眼前」。

松德社工在电话中联络：傍晚下班了、我们就和杨医师一起再去看看你们，政升（化名）母亲直说好，但又担心「我跟政升父亲都在啦，可是就怕政升每次答应要回家，结果喝酒醉了又不知跑哪里去，尤其他现在很彷徨」。团队到时，果然看到老母亲苦着脸，老父亲则一直把手机贴着耳边，很专注、很期盼的样子，但看来手机的另一头是完全没有回应，杨医师说：「你们还好吗？」，母亲说：「医师，对不起啦…」，然后急得哭起来，医师：「不要太担心，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谈」，父亲也赶紧坐过来母亲身边，轻声说「别担心，有我在」。这是团队第四次家庭访视，面对儿子酗酒失业、现在妻儿因家暴保护令而被社会局紧急安置，这家里不只母亲、每个人都是苦着脸的「受害者」，对于运用「家庭治疗（精神医疗中的心理治疗技术）」以因应逆境下的疏通家人关系、促进相互间的支持连结，并稳定加害人情绪，非常重要。

在临床实务上，针对配偶的亲密关系暴力、或针对年老父母的虐待情况，常发生在酒瘾患者（酒精使用障碍症）的家庭中。依据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成人保护组的统计，103年被通报、评定为高危机亲密关系暴力及老人虐待、并被放入整个台北市高危机家庭暴力防治网络合作机制与处遇的个案数是616案；其中加害人有酒瘾、药瘾、严重精神病等约占高危机家暴加害人总数的35%。

这些涉及酒精使用障碍症等之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暴力现象，因更需要整个台北市政府中精神医疗、社区心理卫生、社福与警政体系等防治网络单位的密切合作，于是在暴力防治的困难度上相形更高。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于104年执行同时处遇加害人与被害人的「酒瘾家庭重建」家暴防治计画，因鉴于现行家暴防治处遇将加害人与被害人分隔处理、所提供协助与治疗也容易切割严重，失去以家为整体角度的思考，更未贴近加害人与受害人对家与关系的渴念。本计画以医院为基地、紧密与台北市家暴防治网络接合下，深入社区、到宅关怀访视20个酒瘾患者及其家庭（暴力受害者），20个家庭中有10个属于对妻子的亲密关系暴力类型，另外10个则为对老父母施暴的老人虐待类型。至104年底计画结束时，医疗团队在原秉持的市民精神健康与家庭心理促进执行上有了相当的成果：

(1) 增加个案/加害人持续接受医疗的比例：原20案都是社区中精神状态不稳定、或重复进出精神医院的个案，但该计画实施后，20案中有15案(75% )到目前为止仍持续接受医疗并维持精神稳定。而接受医疗的形式包含：门诊治疗、到宅关怀访视的居家治疗及转往松德后续复健病房的治疗。

(2) 下降家庭暴力发生的比例：20案中有16案(80%)家庭暴力的发生显著下降、或目前为止完全没再发生暴力。这20案中原有12案是属高危机个案。

(3) 缓解被害人心理创伤及忧郁情况的比例：20案中有15案(75%)在该计画团队介入后，被害人长期受暴所致的忧郁、心理创伤等情况，获显著改善。

(4) 增加家属/被害人自我效能感的比例：在专业团队的社会支持介入后，一路陪伴与充权他们、并促进他们采取实际解决照顾与关系的议题，20案中有16案(80% )之被害人在计画结束时能动性与自信心显著提升。

松德院区精神社工科社工师董秀珠说，深究酒瘾家庭的暴力困境，许多仍是因为加害人如忌妒妄想等精神症状的促发所致，但受害人的心理、情感困境：「不愿主动求助」、「刻意的容忍淡化暴力的情况」或「因受暴引发心理创伤所易致的情绪激起、而容易不顾自身安全的与加害人争执冲突」等，所造成对暴力持续发生与恶化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致因。

于是松德医疗团队的努力，一边着力增加患者的疾病症状稳定与自控性，另外则更在于强化受害者的自我保护功能。

一、家暴加害人：忌妒妄想与失能感知的挫败低谷
尤对亲密关系的暴力类型来说，加害人的忌妒妄想症状等，是促使家暴防治推动困难的主因；忌妒妄想是某些酒瘾患者随长期酒精使用下大脑损伤所致的精神症状，再者它更可能是患者个人对「失能」、逐渐失却如丈夫及父亲等重要家庭角色扮演、非常低落自尊的心理征象。
有位病患/加害人郑先生（化名）纵使在使用精神科药物的情况下，仍持续存在对妻的忌妒妄想，常在深夜家人熟睡后，强制检查妻的裸身是否有异，而他认为妻的身体有异，即是她白天与情人幽会的铁证，15年来妻处在百口莫辩的折磨中。另外辜先生（化名）对妻的精神虐待更甚于直接的身体暴力：失业的他、不断要求正努力工作担负家计的妻与之视讯、以证明她身边没别的男人；于松德住院期间，医师在与之的心理治疗中，发现他在想打电话给妻前，常先出现一个心理孤单的感觉，于是医师也进一步对此、松动其在「感受-行动」间的惯性链结，同时也让妻在增加对丈夫的理解下，成为愿意回应他、鼓励他朝正确方向改变的人（平常妻对他的来电只有厌烦发火，但这会有更验证「她果然爱上别人」之妄想的危险），妻告诉他说，「你心情不好，可用其他方式表达，你这样一直打电话会让我压力很大，反而伤我们的感情」。

工作失利或失去工作的信心，是许多酗酒加害人个案的处境，他们常敏感于妻儿的瞧不起，个案许先生常记起妻的怒斥：「许〇〇，你不是男人，你是废人」。然他们无能体察这怒斥背后、常是妻长期身处丈夫无能改变的痛苦心情。

松德社工师去做家庭访视时，个案沉先生正包着馄饨，他说「等下小米（女儿，8岁）回来，她会很高兴加入我的」，由沈先生的谈话显露对小米的熟悉与关爱：她几年级、几点去接她、女儿喜欢参与我等等，判定他清醒时是关心小孩的父亲。然面对我们问：这样看来和乐的家庭，我们怎么还需要来到你的家，沉先生自尊低落的说：「一切都是因为我没有钱、我没有工作」。

像以上沉先生等的加害人，常不免面对往下强制性家暴体系介入，如限制住居保护令或亲权剥夺等的核发通过，他们也常在其中感知「他的家」​​受至摧毁，我们经常以居家访视、主动关怀的方式，以处遇一时失衡、所致家庭裂解下对个案的不利冲击，因为一个「失却社会连结、一无所有」的加害人，其暴力风险是更形增加的。

二、家暴受害者：究竟是保护者抑或是受害者的角色定位困境
73岁的母亲因担心不给钱、引发酗酒儿正秋（化名）的威胁暴力，以致只能露宿住家外的公寓楼梯间。然正秋每次出院即用毒，母亲对正秋坚持回家、无法听劝的长期住院，声泪俱下，但正秋无动于衷，母亲说：「我还能活几年，我死了之后，你要怎么办…你哪里还有家啊」。

许多年老母亲都是这样的困难要求儿子改变，甚至对警察与家暴社工的介入感到迟疑，当仔细聆听，发现她们责怪自己没能照顾好儿子、担任「好母亲」角色的心理意义，总凌驾于自己对暴力的恐惧害怕；而这种被害人在自己「究竟是保护者、还是受害者」间非常混淆的情况，在10个老人虐待类个案中的年老父母身上特别显著见到。

受暴的年老父母忧郁情况，显著高于另组亲密关系暴力的妻子们。他们常谈及自己的无法快乐、更无能为未来抱持起希望感、甚至觉得自己的一生很失败。而他们的不求助、不报警，停留忍受在长期的暴力关系中，或许正源自于她们的忧郁与失去能动性。

在亲密关系暴力组中也有像上述老母亲们一样忽视自我安全福祉的受害者。有位妻子长期忍受着暴力；受到丈夫恐怖攻击后，丈夫住院了，妻却像「机器人」一样日日的帮丈夫当班、怕他丢失工作。她不委屈害怕吗？当团队家访时，她的表情愁苦、眼眶泛红，但即使重述受暴的过程，仍否认任何的恐惧害怕，因为我们发现「关于她自己」始终不是重点，萦绕在她心中的唯有对丈夫与对家的挂念。

三、深入社区进行家庭心理治疗的重要
总合以上，该计画－酒瘾家庭重建的推行，在104年提供了社区中高危机家庭暴力之酒精使用障碍症加害人及其家庭，超过1,500小时的住院中精神评估治疗、增进病识的个别认知心理治疗、家庭治疗以及精神科紧急医疗、居家治疗或家庭访视等。

该计画常在开案初期，访视案家，运用精神医疗中的系统性家庭治疗技术，希冀在一开始即建立起与案家的正向连结，因为唯有被允准接纳的进入，才有往下与案家进行工作的可能；并且唯有居家访视、可由直接的评估观察，了解暴力所发生的真实的物理空间配置情况，有些空间方面的讯息不见得会在家属被邀请到医院时会被注意评估出来。

如有案家身处万华地区的市场地区，环境潮湿阴暗且狭窄，在团队要上楼访视这位独居的老母亲，走楼梯的过程，都有看不清阶梯而摔倒的担心，那紧急时如何逃离呢？因此在进入案家后，将同时着重与社区家暴防治网络各单位的合作，比如联系家暴中心及家防官协助母亲申请保护令、及加强访查约制加害人、拜访里长邻居协助母亲改善楼梯光照亮度等等。

当家暴防治的力量，强势进入家庭，以即时执行对受害者的安全防护任务时，对案家、对加害人甚至是对受害者的主观感知，常都是种非能自控下的家庭崩解，这对许多家庭与成员来说，是极度受创的经历，他们虽然在暴力关系中感受痛苦，但事件的将他们带往家庭的崩解与分离，也是他们一时不知所措的事。于是家庭治疗的重要，在于维续「风雨飘摇」中仍有的关系稳定与对话性，以支持个人能在串起过往与现在的同时、清晰检视未来方向的增加自我统合，并增加逐步重建满意关系的理想实践。

最后，我们相信家暴防治处遇的有效性，应建立在回归病患、家属所深切关注的家庭关系的重建之上，更要运用唤起重建家庭的盼望，来促进加害人接受医疗与控制酒精，以及受害人的求助意愿；于是我们见到计画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的加害人/病患愿为家庭重新团聚而住院戒瘾、因为孩子的缘故而吃药、控制疾病。更有母亲，在一开始深陷在对儿子的惧怕，但后来发现住院治疗、好好吃药后的儿子，逐渐好转、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还会跟母亲说感谢及自己对未来的想法，母亲因此整个人也跟着起了变化，因为她们有了重新的盼望，她们坚定的要求儿子：我要你继续好好的接受医院的治疗、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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