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最后的日子 – 开来之家

陈独秀最后的日子

陈独秀的晚年生活是由一连串的打击和噩耗串起的。1940年3月,蔡元培去世。这位大胆起用陈独秀的伯乐,当年几次登门拜访,都未遇见陈,最后索性冒着寒风,一大早来到陈下榻的中西宾馆,坐在门口等候。陈独秀早上起床,看见年长他11岁的蔡元培等候在门外,大为感动,便答应到北大任教。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虽和蔡元培政见不同,但友谊并未间断,陈独秀几次被捕,蔡元培都四处呼吁,积极搭救。如今,挚友先他而去,令陈独秀痛彻心扉。

蔡元培死后不久,5月,又传来大姐突发脑出血病逝于江津的消息。陈独秀小时候,大姐对他最好。虽然他几十年革命与大姐没见面,但到江津后,大姐常看他,给他一些接济。想到自己兄弟姐妹4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不禁悲从中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一贫如洗的陈独秀寓所竟遭到偷窃。他几年来呕心沥血写成的文字学手稿不翼而飞。那文稿是他在病中一字一句抠出来的,可以说是他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这个打击对他太残酷了。

在陈独秀的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品格同梁启超很相似,他们从不固执己见,而是随环境的变化和见识的增长不断否定自己从前的判断。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其价值和意义同他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同等重要。

陈独秀隐居鹤山坪后,曾几次赴渝就医,但身体未有好转。他自1913年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先后五次被捕,尤其是最后一次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大牢,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和高血压。

入川后,陈独秀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思想上又找不到一个知音,虽自称“不怕孤立”,但心中难掩深深的孤独和悲凉,生活上更是十分窘困,连老友柏文蔚送给他的一件灰鼠皮袍,都被他给当了。他除了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每月领取一点少得可怜的稿费外,就是靠朋友和“北大同学会”的资助。陈独秀骨子里有一种“宁予不取”的清高和虚荣心,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复信中,经常会看到“既感且惭”、“不胜惶恐之至”的字样,英雄末路,其辛酸和羞愧难以言表。

即使如此穷困潦倒,陈独秀的骨气还是很硬的。他为自己定了三条原则: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第二,国民党著名的官僚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钱物,即使出于同情而非政治拉拢,也坚决拒绝。叛徒叶卓宣(叶青)汇给他200元,不久便被退回;朱家骅赠他5000元支票,被他拒绝;张国焘寄来5000元,陈也请郑学稼代为退还。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为此出版社已提前预支给他两万元稿费。但是,由于他与教育部长陈立夫为改书名发生了争执,书没出成,而稿费出版社也没有要回,但陈独秀到死也没动这两万元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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