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韩非的“伊尹之辩”

中国传统的圣人谱系中，伊尹无论如何都要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然而，我们能够获得的有关他的身世信息却笼统而模糊。《史记·殷本纪》只是大致叙述了他辅佐成汤推翻夏朝，其后历经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四王，乃是商朝的开国元勋，五朝元老。详细的历史真相，至少在战国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无从稽考。

仅就伊尹是否做过厨师、是否以厨师的身份游说过成汤、是否以“身执鼎俎”的拍马屁方式讨好成汤最后才得以重用的问题而言,在战国末期形成了三种版本的不同说法。《吕氏春秋·本味》认为伊尹曾以烹饪的道理劝说商汤而得重用;《韩非子·难言》说伊尹屡次陈政见于商汤之前仍不获赏识,无奈之余只好屈身以为厨师,进献各种美味讨好商汤,最后才以商汤亲信的身份得以重用;《孟子·万章上》明确否认伊尹曾经干过“割烹要汤”这种为士人所不齿的谄媚勾当,甚至连伊尹曾经做过厨师一事也被否定,在孟子的叙事中,伊尹被想象成一个躬耕于山野、笃信“尧舜之道”的“先知先觉”。上述争论曾一度使得司马迁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后只好在《殷本纪》中以“或曰”的折中形式将那场争论记录在案,以供后人参考。战国时人尚且各持己见、争执不休的历史难题,几千年后的现代人欲对此做是非之裁判,殆无可能。某种意义上说,伊尹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揆度古代士人的仕进心态及政治原则，倒是孟子、韩非在伊尹是否做过厨师、是否“割烹要汤”方面产生的观点对立，颇值得后人玩味。孟子替伊尹辩护，并非因为他有确凿证据来否定伊尹“割烹要汤”的历史，而是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仕进原则的理论表达。孟子认为，伊尹作为“先知先觉”的圣人，岂能自贬人格向权贵献媚？焉能不问是非道义、惟权势功名是趋、不择手段地进行政治投机行为？倘若生不逢时而遭遇昏君，儒者甘愿选择暂时退隐以待圣君也决不委身名利而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也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提倡“从道不从君”的仕进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道”在政治领域的正义性，决不以牺牲政治正义的做法换取功名利禄。如此，孟子根本不相信伊尹会以厨师身份去讨好商汤。有意思的是，与孟子的伊尹观点截然相反的韩非其实并不反对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原则。首先，韩非强调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韩非子·五蠹》篇曾以有巢氏、燧人氏等圣人的产生途径和目的为例，说明国君的产生是民众推举并最终为民众利益服务。这与《慎子·威德》“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的政治主张在学脉上递相传承，无有二致。其次，韩非对那些品格卑微奴性十足、为了谋取权势竭尽阿谀逢迎、摇尾乞怜的政治投机者进行了无情揭露和猛烈批判：“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他还在《二柄》篇中以竖刁、易牙的历史教训来揭示阿谀逢迎对于政治的危害。再次，对于“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韩非与儒家之间也存有共识，王先慎在《韩非子集解·序》云：“非论说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严刑，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此则重典之用而张弛之宜，与孟子所称及闲暇明政刑，用意岂异也。”韩非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有其具体的条件性与情景性，验之于《韩非子》，均与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不良政治作风有关，而与政治正义性原则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