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此后的十年间，国民政府由国家政权出面，对社会经济、财政金融、工商、税收、交通运输、农村经济和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了整顿改造、重组建设，逐步确立起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使1927年- 1937年这十年成为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社会经济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

在这十年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

1927年- 1930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较为有效的发展经济的措施，国民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到1930年达到高峰。

1931年- 1934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加之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经济的发展势头受到了遏制。

1935年以后，社会经济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到1936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期间虽有反复，不过总体而言，发展仍然是十分显著的，到1936年，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最高峰，中国的产业资本由1920年的23.7亿元增至1936年的82.1亿元，增长了2.5倍。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约为306.12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占10. 8%，比1920年仅占49%有了很大的提高。

具体来说，工业方面，1936年全国工业品总产值达122亿多元，比1927年的67亿多元增长了83. 2%，年平均增长率达8.4%。而且由于国家确定了重化工业战略，加速了工业化发展，使这十年中原本十分薄弱的钢铁、电子、电力和化学等重化工业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中国重化工业严重落后的局面。交通运输方面，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由北伐前的1000多公里增加到1935年底的96000余公里，铁路在这十年间，由8000公里增加到13000公里，完成了粤汉线，延长了陇海路。农业方面，历年的农业收成虽有起伏，但除去大灾之年，总的趋势是不断增产。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的价值达56亿元，比1933年一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

不过在这表面繁荣的背后，也蕴涵着深刻的危机。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的各项经济举措基本都是围绕着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展开的，国家行政干预过多，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过大，国家资本主义畸形发展。比如在财政金融领域，仅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拥有的资产就占全部银行资产的59%。1935年实行了币制改革，由四大银行垄断发钞权，进一步加强对全国金融的垄断。这些都为日后国统区经济的最后崩溃埋下了隐患。

其次，国家资本的过度发展也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许多工业部门呈现衰落景象，开工不足。比如，上海丝织业有丝厂112家，1936年开工的只有三四十家。

最后，国民政府为了满足内战的需要，征收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28年后，国民政府虽开始简化税收，但收效甚微，1936年前仍多达6000多种，而且税率不断提高，比如卷烟税率从最初的22. 5%，增加到1931年的50%，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有相当多的老百姓仍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