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因避讳问题而导致的血案

在中国清朝文字狱盛行的时期，触犯帝王名讳，就成了死罪，并因此在史册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乾隆年间，江西举人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的编辑体例未能达到“通贯”的要求，于是自己另编字书《字贯》，按天文、地理、人事、物类等类别，编排字目，将音义相同的字徘在一起，注音释义，其问不少纠正了《康熙字典》的讹误。王锡侯的仇人王波南告发他说毁《康熙字典》，“狂妄悖逆”。江西巡抚梅成接到告发，对照《字贯》一一查对，认为“狂妄”有之，“悖逆”则未必，于是奏请革去王锡侯的举人，以示警诫。乾隆帝接到奏请，却从《字贯》中“发现”了更严重的“罪行”：

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竞有一篇将圣祖、世祖庙讳及联构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治罪，以中国法而快人心。如此大逆之行，地方官居然视而不见，乾隆由是痛斥海成“双眼无珠”，且毫无“蹿君敬上之心”。结局当然残酷之极：王锡侯斩决，其于、孙等7人均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等罚为奴。不仅如此，为了表示对海成失察失职的惩处，威慑其他官员，先判其斩监候，待秋后处决，然后将其赦免。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发生了刘峨案。刘峨，河南样符人。为了给科举考生提示考场必须避讳的字，他编印了《圣讳实录》，书中以本字正体载明本朝君王的庙号和名字。巡府郑大进查得，上奏朝廷。乾隆帝降旨严办：

此书虽以致使人知所避讳为名，乃敢将庙讳及朕御名各依本字全体写刊，不法已极，实与王锡侯《字贯》无异，自当根究刊著之人。结果是刘峨处斩，卖书、索书人受杖八十、一百不等。

更有甚者，有人仅仅触犯了“御名”的一半，竞也受凌迟酷刑。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西平南县生员吴英，撰《上陈时务策》，提出减免钱粮、添设义仓等五条建议。巡抚姚成烈见文中数次出现乾隆帝之名“弘历”的“弘”字，如“圣上有万斛之弘思，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甚可惜也”；加之攻击朝廷“其恩末远，其泽未长”，认为“殊属丧心病狂”，奏请将吴英依大逆罪正法。乾隆降旨，吴英凌迟处死，其弟及子、侄“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各人之妻子及年幼子孙，均罚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