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毁约风波
继往开来，对梦想脚步的追逐从未停止过！ 一个新的故事会马上开始了！
这年头，合同在办公桌上签得少了，在酒桌上签得却多了，而我在公司立下过规矩：合同，绝不沾酒水。不为别的，因为喝酒误事真不是说说的，我就切切实实误过一回大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市里一家规模不大的国营机械厂工作，负责机床、零件的采购。说是负责，其实就是跟在采购科的李科长屁股后头，给他打打下手。
那年，李科长带着我到西安一家全国知名的大企业订购2台机床。当时机床难订，我俩跟那家企业几个小头头拼了好几场酒，才在酒桌上签了提货单。
顺利完成任务，我们便准备返程。李科长突然心血来潮，让我把提货单拿给他看看。这一看，李科长顿时蔫了，他哆嗦着手把单子递给我：“小子，看看你干的好事，这下娄子可捅大了！”
我接过单子一看，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当时的提货单十分简单，违约费用、延期赔偿等项目都是提前印好的，只要把数量、日期用阿拉伯数字填上去就行。提货单用蓝印纸垫着，一式两份，付款后盖上专用章，就能提货了。我们本来是要采购2台，可现在单子上那个“2”后面，却鬼使神差地多了一个“0”！好家伙，当时一台机床就好几万，这20台机床可不得把我们整个厂都赔进去啊！我整个懵了，要知道，数字是我填的，那天实在是喝大了啊！
李科长蹲在地上，狠命抽烟，脸比阎王爷还难看。
我怯怯地说：“现在机床这么紧俏，我们要不倒腾这么一下……”
李科长猛地站起来，冲我怒吼道：“这样的瞎主意你都敢想？这上百万的货，咱们稍微倒腾得不好，戳了窟窿，拉出去都够枪毙的。再说倒货也要本钱，你上哪里弄去？”
我哆嗦着嘴唇说：“要不咱们毁约，赔他们点钱？”
李科长气得直瞪眼：“赔？小子，你赔得起吗？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退货收20%的费用，这一笔算下来得20来万，抵得上咱们俩半辈子的工资了！”
我真觉得天要塌了！李科长蹲在那里，整整抽了一包烟。最后，他把手里的烟屁股往地上一扔，说：“走，把车票退了。”我还敢说什么，赶紧去退票。
算上退票的钱，加起来还有不到两千块。当天晚上，李科长又把那几个小头头约了出来，还选了个更好的饭店。
酒过三巡，李科长赔着笑脸说：“今天兄弟我还得麻烦各位老总，我们厂本来是要22台机床的，结果，我这个没用的手下上次喝多了，少写了个2！所以今天还得麻烦你们，再多批2台。”
那个领头的笑着说：“你个老李，我就说你不会平白无故请我们吃大餐，不就2台机床吗？没问题，我这就给你签。”说着，他从公文包里翻出提货单。
我一听，脚心都吓出了汗！李科长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手上那烫手的20台还没着落呢，咋又要买2台？
那顿饭折腾掉一千九，在那个年代实在是了不得。这下我们手里只剩一百来块钱，李科长晃着醉醺醺的脑袋，把我带到城墙根下，用脚蹬了蹬地，说：“咱俩今晚就睡这里了，那一百来块钱留着明天再请客。”
我吃惊地问：“还请谁？”
李科长眨了眨眼，说：“请今天晚上这帮人的头—他们的大领导！”
我说：“咱就剩一百了……”
李科长点了点头，说了句：“知道”。
第二天下午，我们蹲守在那家企业门口，过了好久，一辆小汽车驶了过来。李科长赶紧迎上去，着脸说：“刘处长，您看您晚上能赏个脸吗？我是来买一批机床的，想请您老坐坐。”
那个刘处长看了看李科长，沉着脸问：“你打算买多少？”
李科长哈着腰说：“我们打算买20台……当然，能不能买到，还得您说了算，晚上我定了不错的饭店，您看—”
刘处长又看了看李科长，说：“上车吧，坐车去你说的饭店。”
上了车，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李科长想干吗？车子到了一个灰不溜秋的肉夹馍小店，李科长突然喊了声：“停车。”刘处长闻言一惊，眉头一皱，一脸迷茫地看着李科长。
李科长笑笑说：“刘处长，咱们下车吧，就是这家店。”刘处长耐着性子下了车，让司机在门口等着他。
进了那家店，屋里胡乱摆着两张桌子，苍蝇乱飞。李科长大度地伸出手：“老板，来十个肉夹馍，三碗羊肉汤，再来一瓶好酒，就按二十块一瓶的拿。”
刘处长一听这话，
无一幸免
幸福街上有四个小老板：竿弟、胖哥、胡须刘和陈文轩，四人的职业依次为：开发廊，开包子铺，在菜市场摆摊卖猪肉，开日化用品商店。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四个人，却成了生死冤家，这事真有些奇了怪了。 竿弟的发廊叫
脸上乌云密布，他不耐烦地说：“饭就不吃了，你说说吧，这20台车床，你打算怎么买？”
李科长连忙说：“我想现在就让您给我们签个单子，一台车床我们给您抽一百块钱，您看怎么样？”
刘处长一听，几乎气得要跳起来。说实话，这样的回扣，简直比一毛不拔还过分！估计刘处长平时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今天这一趟算是被李科长拿着当猴耍了。刘处长霍地站起来就要走，李科长赶紧走上前去，递上了原先签好的那张单子，说：“刘处长，您别生气，您看我这还有一张单子，本来是想买40台的，昨天找人买了20台，今天这20台想麻烦您……”
刘处长一听这话，不由停了下来，他接过单子，看了看编号，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把单子递给了李科长，嘴里只是“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直到此时，我依然不知道李科长究竟想干什么。李科长把那瓶白酒打开，我们每人倒了半杯，喝上了。末了，李科长说了句话：“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是死是活明天就能见分晓了。”
第二天一早，李科长带着我又到那家企业门口晃荡。到了八九点钟的样子，就看见之前和我们大吃大喝的那个小头头走了出来，李科长主动上前打了招呼。一见是我们，那个小头头顿时松了口气：“老哥，太好了，你们还在西安呢，出大事了，坏事了！”
李科长赶紧问他怎么了，小头头叹了口气：“一言难尽，我们处长不知怎么了，今天一早到了办公室就发疯，非要让我们把你们那20台的单子追回来不可，否则就要撤我的职……兄弟，对不起，领导发难，这单子你还是给我吧，我得拿回去注销。”
我一听这话，眼泪很不争气地立刻淌了出来，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李科长的全部用心。
没想到李科长这回却摆起了谱：“那怎么行？这单子都签了，咱们得履行才行啊！”
一番好说歹说，李科长总算同意把这张提货单还给了小头头，另外一张只有2台的单子，小头头没提，李科长也就没拿出来—这2台机床，才是我们此番来西安的全部目的啊！
半小时之后，李科长带着我，从容地到那家企业的会计室领了两万块钱——按照违约赔偿规定，如果是企业无法按时提供机床或取消订单，每台机床赔款一千元。
拎着沉甸甸的一包钱，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大门的，可李科长像个将军一样，很有风度地不紧不慢踱着步，等我们俩离开那家企业好远了，李科长谨慎地问了一句：“没人跟来吧？”我赶紧回头看了看，摇摇头。李科长突然脚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额头上直淌汗，两条腿不停地哆嗦。可见李科长之前该有多紧张！
之后，我和李科长带着两万块钱回到厂里，厂长一听，不仅没批评我们，还和我们一起把钱给分了，钱是这么分的：厂长一万，我和李科长一人五千。李科长没把钱给我，而是弄成个工友基金，隔三岔五让大伙儿吃上一顿好的。我还记得第一次用那个钱喝酒时，李科长喝大了，反复地说着：“我以为完了，可谁想到还能有酒喝啊！”大家都听不懂这话，只有我能听懂。
李科长酒醒了之后，找我认真谈了一次，他说：“咱们之所以能过关，因为两头都是国营企业，你也看到了，咱们这种机械类国营企业都成什么样了，你还年轻，我建议你能单飞就单飞吧。”
李科长这句话让我感激他一辈子。
就在下一个月，我买断了工龄，买了张票南下深圳，不久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活得很好。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所在的那个机械厂，还有西安那家企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制大潮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