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了

母亲老了，我站在村头的时候，她似乎像是在她守望了一辈子的土地里播种一样，弯着身躯，将步子再一次加快了些速度。夕阳在她的背后，为她的背影镀上了一层金边，然后，仿佛在一张叫做迟暮的写意画卷中，她向我招了招手。岁月这坏东西，让等我的人，变成了我等她。

母亲是传统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守着她的八亩土地，她种过棉花、大蒜、辣椒、土豆还有地瓜，最主要的则是麦子和玉米。她一辈子没有过金子、银子的首饰，确切地说，是没有过任何一件首饰。她的嫁妆是一只黑漆漆的大木头箱子，而它并没有随着母亲变老。母亲有一手厚厚的老茧，这是岁月的馈赠，沟壑纵横中，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都在这些纹路上展现。

那年冬天，我离家已是第三年，我从未想过母亲会在一个结冰的早上，站在我的门口。她手里拿着一个编织袋，头上包着围巾，围巾上是满满的霜雪。她说：“幸好赶得早，不然你就上班了！”我抬头看看挂钟上的指针指向的是早上的6点45分，心里一酸，将她拥进怀里。是伟大的母爱，让她在一个风雪后，天降大霜的凌晨4点，从暖暖的被窝里起来，赶了100多里路，只为了赶在儿子上班之前见他一面。袋子里面是面条菜。我爱吃面条菜饺子，这种野菜，也只有冬季里才好吃。她忙碌了一个上午，中午饭桌上便是热气腾腾的饺子了。

她坐在热气腾起的饺子那面，笑着看着我吃。热气仿佛有着魔力，将她额头上的皱纹都梳理开来。我狼吞虎咽，额头上的汗，滴在桌子上、盘子里，她微笑更甚。我抬起头来，为她推过去一盘，然后跟她说：“娘，您也吃！”她用一种无比温暖的语调说道：“我不吃了，这里远，现下正冷，我也来不了几趟，你自己一个人，多吃几顿，我回家随时都能包呢！”

星期六，我匆匆忙忙坐上车，无心看窗外的风景，离家不算远，我却回去很少。那时候年轻的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些名利，追来逐去，烟酒缭绕中，失去了最初的纯真。内疚好似已经侵占了我心头的最后一块土地，我无法再抑制回家的欲望。

家里没人，大门上的锁告诉我，他们不在家。我在村子里转悠，听邻居告诉我，母亲一早出去了。我沿着路，仔细地寻找。村子里很美，水泥路直铺到了田间地头，屋顶上的积雪像一层厚厚的棉被，麦田青翠，飘散着乡村的味道。人们纷纷与我打招呼，亲切地问候中，些许责备会在长辈们的口中流漏出来。他们说：“怎么许久不曾回来？”我忙不迭得向人们问好，掏出烟，发给吸烟的长辈们。这一刻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忙着解释，那些以前我认为无比好使的借口，什么工作忙啊、时间急啊，心底里竟感觉如此的苍白无力。我低下头，细声细语地说：“是啊！怪我，总贪恋些身外物”。

母亲的地里，总是和别人不一样。那麦子长得高些，也整齐。看去一排排的，北风一吹，荡漾起一阵波纹，随风远去。母亲弯着腰，手里提着编织袋，围巾和一件有些破旧的棉袄，将她包围住。我站在她身前的时候，顺手将一把面条菜放进了编织袋里。她抬头看见是我，兴奋地说：“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走，地里冷，咱回家！”她拉住我手的手掌上似是有刺，我任她拉着走，听她说话。路上我将心思全放在了她的手上。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掌啊！岁月是一个无情的雕刻师，它将每个人的一生雕琢了一个同样的结局，却不同样的命运。母亲的手掌像一段枯树皮，北风用它的冰冷制造了一些红色，干裂的手背上，道道血痕，很冷、很硬，还有些硌手。那些面条菜根上的泥土，粘在母亲的手掌上，然后粘在我的手掌上。

我用力地攥紧了那只手掌，我要温暖它。母亲诧异地回过头来，想要将手抽出去，藏起来。我倔强地不松开，然后拉开羽绒服的拉链，将那一双手掌都抱在怀里。母亲有些感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转过头去，不让我看见。从那时候起，我厌恶起了面条菜，所以我拒绝再吃这个陷的饺子。天知道，为了一顿饺子，母亲要在北风呼啸中多长时间，将那些青青的菜们，一棵一棵地找到，任凭北风吹裂了手掌，泥土冻麻了手指。

母亲点起煤炉子，说：“你爸去单位一趟，有个机器又坏掉了！”话里是满满的自豪。是啊！是自豪，父亲退休几年了，可是单位离得近，机器方面，父亲是专家，隔三差五地去单位帮忙修理机器，有求必应。时间久了，领导们心里过意不去，会给带点东西回家，也有时候管顿酒喝。在这一片土地上，父亲是能人、是名人。父亲是一个坚毅的男人，像山一般高大。母亲从年轻的时候就事事迁就他，父亲说一不二，母亲就算有个意见，一般也不会和他吵。两个人一个倔强，一个温婉，一个偏执，一个忍让，数十年的日子里，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面对父亲的呵斥，母亲往往就只是一个微笑。

煤炉子显然很久没点了，有些难点燃。玉米壳子和棒槌燃起的烟，让母亲咳嗽不止。我说：“我来吧！”母亲却说：“你躲远点，衣服上烧个洞就不好看了！”她固执地坐在炉子前，将玉米棒槌一个一个地放进炉子里。我说：“你们不用省，我不在家也点着炉子，多暖和啊！”她转过头来，炉子里的火映红了她满是皱纹的脸。她说：“今年煤贵了些，你爸买的不多，我们坐不住，点了也废火，晚上就躺被窝了，还点炉子做啥？”

小时候，我坐在地里，母亲用镰刀割麦子。我摆弄着麦子问她：“娘，为什么我们种地，有的人却不种地？”她在阳光下，把那些汗水用手巾擦了擦，那把用手磨得滑溜溜的镰刀柄，泛起一阵耀眼的光。她说：“每个人都有工作，有的人开飞机、有的人开轮船，还有做医生的、科学家、工程师，我们农民就要种地，生产粮食。”我像别的小孩一样，瞪着大眼问道：“科学家是做什么的？”母亲将一把麦子放平，微笑压不住她喘的粗气，她说：“科学家是研究飞机啊、火箭啊什么的，他们会制造任何世界上最厉害的东西。”我天真地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母亲在土胚房里住了多少年，我不知道。我住了8年，直到我8岁的时候才搬进了大瓦房里。我得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过抱怨，生活对于她来说，但凡有一点点进步，她就很是满足。

辣椒园里，人们常常说，母亲是太能吃苦了，顶着烈日除草，一棵棵的杂草被母亲扔在路上暴晒。别人的辣椒焉头搭脑的毫无生气，母亲的辣椒们，一棵棵壮实的精彩异常。母亲打农药中毒了，我们一家人在病床前，她还不忘嘱咐父亲：“辣椒明天还得除草，长得太快了！”父亲竟一反往日的没有呵斥她，而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收获的时候到了，辣椒的产量成了村子里最多的一户。母亲站在辣椒们中间，将它们翻过来、覆过去地晒。辣椒很大，最大的能有一巴掌长短。收辣椒的货商要求把辣椒们分出三个级别来，村人们大多骂骂咧咧，糊弄了事。母亲蹲在辣椒们中间，一个一个地挑，白天挑，晚上拉着下班的父亲一起挑。他们拉开院子里的灯，蹲在厚厚的辣椒中，慢慢地将辣椒分做了三堆。几天后，母亲的眼睛肿得睁不开了，辣椒的辣刺激得眼睛疼痛难忍。

时间一天天消逝，我结婚、生子，渐渐地在这个小城中安下了家。母亲想念孩子，常常打电话来催促我们回家。她总是等在村头，倚着那块村碑。时光总是那么迅捷，不知不觉中，母亲步入了六旬，这几年身体已经不如以往了。我为她置办了一部手机，耐着心教给她如何使用。她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夜晚躺在被窝里，还一个劲地摆弄。父亲有手机，她却没有用过一次。我们刚回到城里，她便一个电话打来，兴奋地问：“是你吗？儿子！”

母亲老了，头发已经是岁月最得意的杰作，霜雪一般的满了头。可是那八亩地还在她手里，她说，粮食就是农民的职责，或许哪天种不动了，就还给国家。我们劝不了她，总会在农忙时回家帮她。她有时会说：“现在机器多了，种地基本不用人打理了，你们忙你们的工作，我和你爸还行！”说这话时，她的腰已经弯了下去，像一轮月，挂在了儿子的天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