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疚

我都不知我为何如此多情和脆弱，以至于为别人办不到的事情，总在检讨自己的不是。更甚至，事情过去了多年，还是和自己较劲，仍在回望昨日的沧桑，迷茫，与无助。——题记

那是在我当兵的岁月里。

我们是黑龙江省武警支队大兴安岭森警支队二大队。主要任务是保卫森林资源，抢救森林火险。到了秋季，有时乘坐直升飞机，挎枪实弹在山区进行销毁罂粟。原来的老森警是一人一匹马，一人一杆枪。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取缔了原有的模式，实行了机械化管理。

我们部队位于一座大山脚下，两面环山；一面是森警一大队，一面是老百姓所在地。到了秋季，我们可以在附近山上就能摘到松籽，山丁子，稠李子，榛子等野果，还能吃到各种野菜。其中院外有一户姓范的夫妇，已经是六十多岁了，儿女都在外地工作。

那是一个夏日的星期日的上午，因我的鞋子坏了，我来到他们家去借针和线。当我推开木栅的小门，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吃力地劈着木头，脸上渗出了许多汗水。我的内心急剧的震动着，一种酸楚涌上了心间—-家中的老母亲是否也劳作与田间呢？汗水从苍老的皱纹当中一滴又一滴流入泥土······不知为什么，我急步走了上去，“大娘，我来帮您吧。”大娘抬起因风霜而苍老的面容，稍微迟疑了一下，略打量了我一会儿，而后面带笑容的说：孩子，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她用布满老茧的手拭去额头上的汗滴。“大娘，还是我来吧，我有力气。”我夺过她手中的柴刀劈了起来。我感到我像是在完成一项使命，心情也格外舒畅。她蹒跚着向后屋走去。

不大一会儿，她从屋里走了出来，左手端着茶壶，右手拿着茶杯。“孩子，喝口水吧，看把你累的，这些够用了。”她随后又拿来一个木凳，示意我坐下。我虽然不累，但出于对大娘的诚意，我还是坐了下来。她问明了我的来意，让我把鞋子脱下来。我怎么能呢？我是一名武警战士，还是一个党员；而她是一个年迈的大娘，需要人照顾的大娘。我推辞着，但她就是不肯，我只好答应了下来，她坦然的笑了。大娘又一次走回了屋里，又一次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段距离虽然不长，但我的内心确是复杂的。她从镜盒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老花镜，镜腿两头用绳系着，也许怕镜子掉的缘故吧。她缝补着我的鞋，一针又一线，时不时地用针划一下头发······我的眼睛湿润了······。在这个异乡，虽然远离了故土，但却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母亲的情怀。

这时，一个老者扛着锄头走进了院内，裤带上系着的刮锄板儿晃动着，一双布鞋沾满了泥土。经大娘的引荐，我知道了他就是大娘的老伴儿。大爷在山上开了一块荒地，种了许多蔬菜，大娘今天有病没去上山。人老了真的不易，年轻时伺候孩子，孩子大了，成家了，远走了，人也老了。这就是人的人性的循环。临走时，我一再告诉大爷，在家好好伺候大娘，我明天一定帮您铲地。

没想到，当天夜里大子羊山山上着火，我们部队连夜坐车就出发了。大兴安岭的落叶非常厚，倒木繁多，风大，火大时，地下都着火，有时得开设隔离带。枯萎和烧焦的站杆更加危险，容易砸伤人。有时火窜到了树上，在高高的山上犹如天灯。渴了就喝山上的水，饿了就吃干巴巴的饼干，赶上下雨，饥寒交迫，扑火和行程非常艰难。那次火，我们整整扑救了四天，才终于把火扑灭。

回来以后，我顾不上休息，直接来到了山上，来到了大娘种菜的那块土地。蔬菜地已经铲完，地是那么干净—-一片嫩绿。我静静地坐了下来，山风吹着我的脸庞，望远山绿色茫茫，然而我的心如此惆怅，心情像秋季的荒山—-一片颓唐。我该怎么向大娘说呢，我说了，她会信吗？她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撒谎的孩子呢?······我内心矛盾的翻腾着。

事后的一个星期，我坐车到报社送稿，在返回的车的途中，我猛然看到了大娘。她没有座位，她站在拥挤的车厢里，一手抓着扶杆，一手拎着包裹，身体随着车的摇摆而晃动。我刚想站起来让座，但我又坐下了。当我又一次抬头，恰好与大娘的目光相对，我似乎碰到了针一样，慌忙的低下了头。我的心慌乱地跳动着，脸开始发烧，我感觉我像一个盗贼，我急忙的站起来，仓皇的像车后走去。

我没有想到，那是我和大娘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我终于又一次敲开大娘家的房门时，可惜她家已经搬到外地的儿子那里去了。

其实，我完全可以和大娘解释明白，即便不说，她也应该知道我们去扑火了。而且他一定会理解我的，也许是我的思想在作怪吧，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化了。

大娘，你在他乡还好吗？大娘，对不起您的一针一线。

歪才（卢凤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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