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知识分子
——对士人知识分子的思考
葛兆光在《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着墨，“统一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是大幸，也暗含着不幸”，他进一步解释道：“统一时代结束了思想使命，失去了批判的对象，于是，思想会迅速沦落为一种依附于经典的知识，并在考试制度的挟迫下，被简约为一些无意味的文本或公式，只能作为记忆和背诵的内容存在“。其实，在千年的历史中可随处采撷映证这句话的坚固论据，如春秋诸子，如魏晋风骨，如民国大师的云集，无处不在陈垣的“中国史海的三次思想解放洪潮”中跌宕起伏！然而，是不是思想的灿烂与社会的稳定倘真存在逆向背反的定律？如何在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新一代中国思想盛华局面？文章以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载体——士人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分析知识分子的内在特征与外部环境，论证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各种内外在因素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产物，进一步强调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的时代价值。
【一】内在特征
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定位，刘泽华将其归结于王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和运行机制，王权主义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王权系统为骨架形式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人格，即亦主亦奴。其中，最具主奴综合意识的典型代表便是士人知识群体，尤其以官僚士人阶层为主。
主奴叠加的人格焦点落实在“道统”、“政统”与“亲统”的分离与融合之中。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概述中，赖文逊认为：“在政务中，他们是amateur，因为他们所修习的是艺术；而其对艺术的爱好也是amateur，因为他们的职务是政务”，也便是“他们人文修养的职业意义，在于它不是有任何专门化的职业意义”。准确地讲，士大夫集体是最高文化价值与最高社会权利辉煌的象征性集合。与现代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判若两分不同，中古时期的士大夫群体的二重性角色在世袭君主官僚体制中被长久地禁锢，并与之进行着历时性的交融。由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并行趋势中可鉴，是主性趋于淡化、奴性趋于强化，是人格的非独立性。
在近代，陈寅恪在哀悼沉湖之王静庵之际，曾写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当代，许记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讲》中延伸，“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便成为知识分子共同关怀的问题。这一关怀被九十年代继承下来，在‘顾准热’和‘陈寅恪热’中进一步发扬广大”。
在重新发现知识分子中，如何改变奴性人格，如何保持人格独立，根源在于恪守“士志于道”的品质，不因位势而屈尊道义，不因个人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二】外部环境
培根说：“离群寡居的人，不是魔鬼，便是神灵”，这句话突显着人的外部性特征。对知识分子而言，外部环境不但包括物质和精神条件，而且包括时间和空间因素。
以于迎春《秦汉士史》中“秦朝的建立”一章为例，“历史的嘲弄常常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它固执地将秦的统治者铸于士的对立面，从而与东方那些温良谦逊、恭敬文雅的士的保护人赞助明显区别。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度相对较大的战国末年，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常常灭掉自己的国家。对功名之士，君主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君主的成功也意味着他的成功，君主的收益也将增加他的余利分享，君主因之也成为他在现实世界中不能逾越更无法克服的前提。”透过秦汉功利之士观古今，无形间折射着古代士人出路的狭窄和选择的局限，“君子道狭”，其所指并不仅仅是核心理念之“道”，更有生存余地之“道”。故而，为了确保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提供更多的生存与选择权力是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的前提。
此外，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考据学的兴起”一章为例，“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原因，除了政治对异端的钳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本来，士大夫赖以支撑自己立场，使自身得以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便是一种对真理和道德的诠释能力，但是，由于这种话语权由士人向官方、从民间向朝廷转移，当皇权普遍适用而且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建构了一种普遍的、绝对的、象征性的真理话语之后，它以‘公’的名义迫使所有人接受，并且以同一性淹没所有的士大夫，于是，丧失了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能力的士人，便在公共领域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之所以长篇幅地引用，是源于这段话不仅仅流露出君主对士人知识集团的“心胸狭隘”，而且潜在地反映着士人在公共空间（哈贝马斯）中话语权的丧失。由见，社会宽容度与知识分子的兴盛、思想的繁荣紧密相关，推动社会的理性发展，鼓励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尊重明辨多识、博学深思的能力，以诞生的不再只有“大楼”，更有“大师”。
总而言之，物质条件的保障、政治环境的宽容、文化的内在理路、社会的理性程度……均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光芒“重现”。
新思想，皆是旧主张。无可置否，重新发现XXX，或思想，或一群弄潮儿，都无法一蹴即就，其注定来自历史往复的循环闭路。在山重水复的时间历程中，许多“不合时宜”既因一个特殊的时代降临而掩盖，同样也会因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而重新显山露水。
“文明没有定型，只有转型”，而知识分子从未定型，也永远处于转型之中，永远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倘若熊培云之《重新发现社会》的要义在于重新发现个体在历史中的创造，在于尊重每个人的思想尊严与人生价值，那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的深邃则在于唤醒“士志于道”的信仰，让“士”不再“孤”，让“道”不再“狭”。毕竟，诚如熊之言，“上世纪是鲁迅的时代，是The Age of Revolution；本世纪是胡适的时代，是The Age of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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