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获得大发展。上自封建帝王、宗室，下至各个不同的世家大族集团，都十分崇信佛事和大力提倡佛教。梁武帝萧衍大修寺院，极力扶植寺院经济，甚至四次舍身为寺奴，每次舍身都要由朝廷用“钱一亿万”将他赎出。

在统治者的鼓吹下，佛教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据唐人法琳统计，东晋时期江南已有寺院1768所，徒众24000人，萧梁时则达到寺院2846所，僧侣82700人，其中京城建康之内就有寺院700所。僧侣们竞相建造寺院，而且极尽豪华之能事，不仅良田好宅都被寺院占有，竹林、铜丝也被僧人耗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兴建佛寺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萧衍为自己兴修的同泰寺，“寺有浮图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东西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七层。璇玑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所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皆极壮丽”。敬爱寺与智度寺的正殿所造金铜佛像高达一丈八尺！北魏在天宫寺铸造佛像，耗铜十万斤，黄金六百斤。这些寺院无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建成，而劳动人民则被迫“竭财以趣僧，破产以趋佛”。

寺院经济的勃兴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寺院拥有大量的田产，享有不向国家纳租税的特权，寺院经济的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较大的寺庙往往“侵夺佃民，广占田宅”。北齐统治区域内，凡是肥田沃土，几乎都为寺院所夺。唐代浙江天童寺有地13000亩，跨三都五县，有庄36所。

寺院还兼营工商杂业和当铺、高利贷等金融盘剥业。如东魏时有“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万，在郡多出息（放贷），常郡县为征”。可见，农民如果拖欠寺院的债务，还会受到官吏的迫害。

寺院还占有大量的人口。人数众多的僧侣不事生产，北魏末年江北地区僧尼多达200万人，都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南朝梁时规定男僧可以收白徒，女尼可以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免除一切课役。时人郭祖深讲，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了一半。

寺院经济的膨胀使得寺院往往拥有庞大的财产。有人在描述唐睿宗时寺院占有社会财富的情况时甚至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百姓倍受其害，生活陷入困窘状态，政府也因田地和劳动力流人空门而财力不足。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之厄”，正是三位皇帝鉴于佛教盛行造成的危害而采取的灭佛行动。关于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灭佛运动，请参阅历史上几次灭佛运动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唐代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殊不知，在这壮观雄伟的佛寺之中，却不尽是念佛诵经之声。僧侣身上散发出的铜臭味，劳动人民痛苦的呻吟声，恐怕不是佛祖所愿见愿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