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少数民族“成也儒教，败也儒教”的汉化

以汉族为主的中原社会较四邻少数民族地区先进，这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少数民族想凭武力掠些好处，有些则深感自卑，后唐李嗣源向天祷告“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汉化的方向是正确的。

儒教好比中医补药，身体虚弱之时适当进补是正能量，而如果盲目进补便适得其反。芬纳评论：

然而，汉化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儒家化，全盘接受儒教就得不偿失了。北魏王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游牧部落彻底、快速接受华夏文明的经典例证。到公元529年北魏王朝终结之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汉族国家。事实上，这也是它垮台的原因。

本来北魏的宫廷很简单，现在被儒教弄得很复杂；本来他们帝王与大臣的关系挺亲密，现在被儒教弄得等级森严；本来他们官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挺融洽，现在被儒教弄得天壤之隔。

北魏是第一例，但并非最后一例。金国也是一个突然崛起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本着“拨乱反正，务在革非”的原则，大力实行汉化改革，曾创造“大定之治”、“明昌之治”两个盛世，被誉为有“汉文景风”，金世宗完颜雍还被誉为“小尧舜”，北宋就亡于金国之手。然而，金国之亡，也被认为是由于全盘汉化，过度推崇儒学，沉迷于繁文缛节，而消磨了他们本民族的生气，结果“金以儒亡”。

西夏初期，富有革新和务实精神，勇于“更祖宗之成规”。但针对有人主张照搬唐宋制度，谋臣野利仁荣反驳：

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议者成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以功利，因其俗而严以刑赏，则民乐征战，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

因此，西夏初期几十年一系列汉化改革中，没有丢失本民族尚武重刑的传统，迅速强大起来。当时，相邻的金朝君臣称道：

“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然而，话音未落，西夏开始全盘汉化。如夏军特长是流动作战，这时却扬短避长学宋军在沿边修筑防御性的城砦。对此，不少宋臣感到惊恐，建议出兵干扰，生怕他们学走宋军战术变得更强大，唯有秦州（今甘肃天水）知府何常头脑清醒，他说：“羌人生长射猎，今困于版筑，违所长，用所短，可以拱手持其弊，无烦有为也。”同时，他们还开始学宋人重文轻武，粉饰太平，务虚不务实。《中国改革通史（辽夏金元卷）》总结道：

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是一个不幸的悲喜剧。在中国历史上与党项族的汉化式改革命运相似的何止一个两个。当北方的游牧民族从广袤的大草原或深山老林走向汉族居住的先进的农业文明地区后，在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开始了汉化的过程，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地抛弃原有的生活方式，跃入正常社会发展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才形成的封建社会阶段，表现出一个民族的勃勃生机。然而，当他们彻底抛弃自己民族的特点而全盘汉化之时，亦是他们走向衰亡之日。这种大起大落的汉化式改革值得深思，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而又明了的道理，即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正确。

我觉得这段话写得十分生动而又深刻。是啊，汉文化（儒学）如果真那么完美，怎么会时常遭到少数民族欺凌？少数民族文化如果真那么一无是处的话，怎么会一个又一个战胜甚至取代汉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