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名和代号有使用上的异同

化名和代号的使用，共同之点是将某人的真实身份隐瞒起来。因而有时化名直接由代号演绎而成。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成立了革命社团觉悟社。参加者用抽签的方法为每人确定一个代号，邓颖超是1号，周恩来是5号。

取“5号”的谐音，周恩来为自己取了化名“伍豪”，并用它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报纸上刊登声明、启事。周恩来显然对“伍豪”的化名很欣赏，20年代初他赴欧勤工俭学，依然使用这一名字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上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中国底政治现状》等许多文章。在他亲笔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底稿上，作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的签名，也是“伍豪”。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使用代号和化名都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我们在把握二者同具隐去真实姓名这一共同功用之外，也要明了它们的区别，这就是：

第一，在主观意图上，使用化名完全是因为真实姓名必须隐瞒，否则将会带来种种麻烦甚至危险，而使用代号的动机则情形不一，有时当然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更多的时候则主要是为了方便管理，提高效率。所以，化名者的真实姓名往往须严格保密，而代号有时却可以与姓名同时出现在诸如考试报名表、运动会秩序册等公开文件中。

第二，在运用范围上有宽窄之别。化名在形式上与一般的姓名毫无二致，所以可运用于一切公众场合、社交领域；而代号却因为在形式上即大不同于常见姓名，所以不能完全取代真实姓名在社会交往中使用，而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如某一电脑系统中、某一秘密组织内、某一次运动会上、某一座监狱里）作为姓名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