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社会改革须讲时机

理论上说，要有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及时发现问题，主动采取措施，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我家乡俚语说：“病越拖越重，官司越拖越轻。”医生也常教导：重在预防，要常体检，有病早治。可一涉及帝王，就不能按常理论。扁鹊见蔡桓公“讳疾忌医”的典故，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帝王就不喜欢医生说他有病，不喜欢民众批评朝政有隐患。只有等他自己感到痛了，才可能承认有病，承认需要医生。可是，这时候往往太迟，扁鹊已逃走，蔡桓公只能等死。

扁鹊认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并且想做“上医”与“中医”，奈何蔡桓公不给他机会。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救蔡桓公的时机不可早，当然更不能迟。掌握这种时机，几如烹饪火候，书上写着时间多少、温度多少，像德国人锅边配备天平与秒表之类，那是没用的，完全得靠感觉，机灵而动，简直是艺术。

这里，我想突出一个挽救时机的问题，迟了肯定不行！史家常将亡国责任归咎于前些任帝王，而不归咎于末代皇帝，如辽之亡不在于天祚而在于道宗、北宋之亡不在于赵桓而在于赵佶、明之亡不在于朱由检而在于万历等等，换言之，就是说到天祚、赵桓、朱由检时期想改革也太迟了，而道宗、赵佶、万历时改革还有救。

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指出：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前期和中期的变法改革往往是成功的或有成效的，而后期变法不论改革者多么有作为，都注定要失败……我们可以把这一规律性现象，称为变法效果递减律。

中后期积弊过多，“利用腐败的官僚机构去整顿腐败的官僚机构，用土地兼并者去反兼并，用贪官去整顿吏治，就犹如以油灭火，越灭越烈”。所以，一般来说，改革还是越早越主动，越容易成功。这跟癌症治疗越早越好是一个道理。越早，旧的利益集团势力越弱，越迟则越强，即使不如晚期癌细胞那般难治，也积垒如山岳难撼。

可是太早也不行！早在入主中原之初的1648年，清统治者就在全国各府学、县学立一块卧碑，碑上刻着三条禁令：一是不得言事，二是不得立盟结社，三是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正好是近代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文字狱”不是他们发明的，但几乎可以作为他们的代名词。特别是“文人皇帝”乾隆，制造了130多件“文字狱”，占清朝总数的80%，其中47案处以死刑，欧洲称之为“中国的中世纪”。在这时期，你要是想当“上医”，胆敢建言改革，试图削减满族的特权，无异于找死。也可以说是“欲速则不达”之理。正如赵翼评论秦朝：“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