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将杜诗称为诗史，将杜甫尊为诗圣
在唐诗中杜甫( 712 – 770)与李白齐名，但两者诗风不同，这大概源于观察事物的角度有别，李白更多时候是仰望，有人作过统计，在他的诗中那个“月”字就出现过千次以上，“遥见仙人翠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因而他能发现，甚至在梦游中见到的也是“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而杜甫更多的是平视与俯视，看到的是黎民的疾苦：“千村万落生荆杞。”以及人世间的不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全唐诗》录杜甫诗19卷，编者的评语为：“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公正的。
杜甫少年时期就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惜虽“自谓颇挺出”，且未能“立登要路津”，可谓仕途坎坷。先是赴科考落第，后献赋才得玄宗赏识，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安禄山攻陷京城，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走赴灵武，拜左拾遗，不久又因论救房琯事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后由友人严武推荐为“参谋校检工部员外郎”，“校检”意为代理，“工部员外郎”在唐时为“从六品”，是杜甫一生中获得的最高官职，因此对杜甫又称“杜工部”。这与他一心向往的“立登要路津”差距该有多远！
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杜甫自称在少年时即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一心向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壮志一再受挫，“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将看到的社会乱象、百姓苦难、人世不公，以独特的视角，一一载之入诗。细读杜诗，既能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又能感受到诗的艺术魅力，无怪乎千余年来人们一直将杜诗称为“诗史”，将杜甫尊为诗圣。
